风往北吹

其一：《欢迎参加网络写手协会》 
 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作为网络写手协会的会员，你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。没有任何人能干涉你的创作，更别说指导和纠正你的文学观。这也正是网络文学生生不息创造力的根源所在。

　　作协换了主席，大概准备搞搞新意思，抛出了“吸收网络作家进作协”的说法。我所在城市的作协更是拿出了30万人民币，说是鼓励网络创作。作为一个在网上混了11年的网虫，我的个人看法是：不如你们作协会员加入我们网络写手协会好了。

　　网络写手协会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，入会条件只有三条。第一，能上网。第二，愿意写。第三，会打字。本会没有组织机构，没有领导干部，没有指定刊物，没有国家工资，比“三无产品”还多一“无”。因此，可以称之为“四无作家”。

　　但是，网络写手协会的标准是最严苛的。如果你是纯粹为了自己写，那么要绝对耐得住寂寞。写满了80G硬盘的文章都没有一个点击，也不能上街要饭，胸口上写个牌子说“我是网络写手”。如果你想有更多人接受你的作品，那么要经受得起考验。因为网民会用鼠标投票，写得好自然有人来看，写不好谁出来吹都没用，发什么泡菜坛子奖都白搭，更别想着有什么“纯网络文学刊物”会帮你满世界送到别人邮箱里去，别人不看。

　　如果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你能走出来，那么自然有出版社会帮你出书，有报纸杂志找你约稿。因为商人不是傻子，他们知道你的作品在网上已经经过考验，你写出来的作品有人愿意看。你有可能因此而收入上百万，缴完了税，你心安理得，买30辆夏利开着玩也没人管你。因为你拿的不是纳税人的钱，而是自己的劳动所得。你不必担心自己的声名，不用结交网络写手协会的权贵、网络刊物的编辑，迎来送往或者觥筹交错，好争取一个版面的位置，一个奖项，一个露面的机会。网人图雅到今天已经消失了12年，但是他的作品依然在网络上流传，他的名字则变成了传奇。相比之下，有多少作家每年发的新书活不过一个月？
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作为网络写手协会的会员，你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。没有任何人能干涉你的创作，更别说指导和纠正你的文学观。本会的宗旨就是完全的独立和绝对的自由，这也正是网络文学生生不息创造力的根源所在。网络写手协会因为一无所有，所以拥有了恒河沙数的写手。网络写手因为无所归依，所以创造了灿若星汉的无数文本。

　　作为这么一个伟大协会的会员，有什么理由值得我脱离它去参加另外一个？作为一名网络写手，他为世人所知的原因正是因为他身在网络。由比特构成的大海漫无边际深不可测，因此可以养育巨大生猛的鱼类。如果脱离了这海水，世间哪里去找那么大的池塘作为安身之所？当金鱼们呼唤鲸鱼前往鱼缸，鲸鱼的正确做法是邀请金鱼来尝尝海水的滋味，体会一下海风的清凉。

□和菜头（云南 知名网络写手）

其二：《一头老绵羊对80后的感激》
 
    我作为一头老绵羊，对这些小朋友的所作所为只有感激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，以前许多习以为常的不公正不平等，司空见惯的个人权利牺牲，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

    以年代划分人群不尽合理，谁都明白这一点。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性格，人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，而且也不大可能选择同一时间空降到地球。不过，每一代人都有某些特点，可以把他们给其他代际分开，比如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一代喜欢文学，结果就是八十年代诗歌的风行。再比如七十年代喜欢香港录像，直接的后果就是周星驰的无厘头文化终获承认，每部影片票房奇高。

    今天，头大如斗的企业高管们为80后总结出一个特点：跳槽一代。他们在每年招收新员工之后发现，80年代的小孩很难招，招进来又跑得快，动不动就跳槽了，昨天的南方都市报就报道了一条《80后频跳槽企业招工难》的新闻。战争年代有个词叫“非战斗性减员”，说的是士兵不告而别，或者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损失。这个词在今天变成了“员工流失率”，据说在某些企业这个数字如果能低于50%，人力资源主管的心情会比领到年终奖还要快乐。

    在我工作的企业里，也有类似的现象。五年前，很少听到有什么人辞职，最多调职而已。到了今天，我见到任何业绩优秀的小朋友都会问一句：你会不会走？一个人跳槽不算什么，十几个小朋友同一时间提交辞呈那才叫壮观。部门主管苦着脸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对于70年代非常有效的“拖卡磨”大法此时毫无效用，80后的小朋友说走就走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    这种行为被指责为“没有责任感”，或者“缺乏社会适应能力”。我不这么看，这两句话已经诓了我这个70年代小半辈子，还好意思拿出来继续说？我上班的时候，试用期有多长，几时结束，试用期薪酬如何，完全视乎部门领导的心情。个人只有接受的义务，没有提问的权利。责任感就是绝对服从，社会适应能力就是奴性，你要不听话，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都能用手上那点权力，以极为娴熟的小鞋术整得你死去活来。

    80后完全不一样，一切得按照合同和法律来。他们会直接去找上级，询问试用期的事情，翻开法律文书，请对方念“同工同酬”的条文。他们有不爽就要提问，没有回应就立即走人，永远把维护个人权益放在第一位。为此，他们并不回避争吵、抗议、曝光甚至诉讼。和70年代相比较，高管们觉得羊圈里来了一群独狼，当然不会很愉快。

    我作为一头老绵羊，对这些小朋友的所作所为只有感激。正是因为有了他们，以前许多习以为常的不公正不平等，司空见惯的个人权利牺牲，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可以说，在我目光所及，企业和公司如果有任何一点点劳工权益方面的进步，完全都拜这些80后小朋友之赐，沉默和隐忍的70年代对此并没有多少贡献。说白了，不是因为儿子孙子们嚷嚷着要带薪休假，爸爸和爷爷们哪里会想得起这个问题？哪里会主动设立议案？

    弟弟妹妹们的抗争和努力，让我这个沉默的哥哥得到了想都不敢想的带薪年假。所以，我为什么要批评80后的跳槽？相反，我认为应该大跳而特跳，那么《劳动法》大概才不会停留在纸上，企业才会认识到并非只有高管才是人。

□和菜头（作者为知名网友）

3日工作日志

      上午，继续学习网络编辑知识，把9家报纸的财经报道搬到上午，真是场浩大的工程。
      下午，继续写收评和新闻综述。明瑜老师给讲了些读财报的知识，还给了一个她的读者的电话，可以帮助我学习财报知识。感觉挺温暖的。尊重读者，读者才喜欢你写的东西，这应该也是好记者必备的素质之一。向她学习。

新一轮热盼产生  王岐山是否救市渐成焦点

    关于“救市还是不救市”的争论仍在继续。一边是大小专家喋喋不休的观点PK，一边是三大证券报连篇累牍的评论文章。
    4月3日，三大证券报又把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再说一边。谈及此番股市暴跌的成因，依然是在批判“业绩增长减速论”和“估值体系的紊乱”，进而呼吁投资者“理性审视宏观经济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”，抵御“市场中不断自我强化的恐慌与绝望”。针对此设计的解决方案，也还是分别提及政府、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个人，“需要各方共同努力”。无非是彼此将相关内容倒了倒手，原因由《上证报》搬到了《中证报》，解决方案又转给了《证券时报》，如此而已。
    另外的一些平面媒体和网络也没闲着，没人愿意放过大牌专家论战热点问题这一绝佳有利时机，纷纷推出带有“交锋”或者“争鸣”字样的专题。或整合既有资料，或约相关人士当面辩论，热热闹闹，不亦乐乎。
    但股市本身却依然难见波澜。当天的沪指在权重股拉动下，好不容易涨了2.94%，实现止跌反弹。但仍被分析师们评论为“看不到企稳逆转的迹象”，民族证券的一名分析师甚至还断言，“肯定还会再往下跌，应该会到3000点一下。”
    他回述历史说，前几年大盘走势呈现无理性的疯长，市场估值的不合理已经凸显，证监会遂在三大证券报发表评论，劝导股民和投资者谨防投资风险。但结果无人响应。后来，股市在此基础上又涨了一个月，证件会在此基础上才推出530上调印花税的措施。即便如此，疯狂上涨的形势还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有了回落。那么照此推断，此番三大证券报的集体发声，会不会仍然只是证监会的先期试探呢？
    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似乎有点等不及了，趁着美国财政部长亨利·保尔森访华的契机，这家报纸推出引导性报道《中美“救火队长”交锋，对话全球金融风波》，并借此隆重推介出另一篇《王岐山成金融改革执矛者 是否救市成焦点》。个中用意，不可谓不曲折深远。
    不可忽视的还有另一篇，新一期《财经》杂志刊登的联办总干事王波明长文，《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》，以司马迁著史鉴今的方法，幽婉而又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，王岐山与中国股市的渊源性关系。其意图也颇为明显。
    相关的一个猜测还有，同一期《财经》上的胡舒立“不救市”文章是不是代表了王岐山的某些观点？如果是，王岐山的办法会不会与证监会有所不同？国务院更高层级的决策人又将怎样看待呢？
    一场股市“救不救”之争，竟然引发了到了对政治权力的猜想。无论如何都是始料未及的。

2日工作日志

      上午7：35来单位，继续操练网络发稿。由于晚上没睡好，头晕的厉害。坚持！
      下午继续写收评和综述，明瑜老师给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鼓励，每天进步一点，又发觉需要学的还有很多。唯有继续努力！
      工作间歇，翻了翻陈峰桌上的《财经》杂志和《财经》视觉，里面竟让有前同事甄宏戈拍摄的一些新闻图片。作为一个痴迷影像的记录者，他去了三峡，去了重庆开县，端给我们不少新鲜和震撼。想想自己的理想和现实，挺惭愧的。

三大证券报诊脉股市 非理性恐慌是大跌主因

    不知是纯属出于巧合，还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抑或是有更深层次的其他原因，4月2日，三大证券报均在头版位置刊发述评，就当前接连走低的股市分别发声。被她们共同指出的一个问题是，“没信心”。与之相关的几个关键词是“情绪”“恐慌”和“非理性”。
    股市自有涨落，何来“没信心”一说？《证券时报》从股市的异动进行管中窥豹。据其报道，4月1日，市场呈现出大面积跌停，深证成指和上证指数分别大跌6.33%和4.13%，其中上证综合指数再创调整行情新低，3300点整数关口支撑面临严峻考验。而且“与过去股指暴跌不同，此番市场做空的主要动力开始由一线指标股转换为二三线题材股”。分析人士据此认为，二三线题材股开始领跌，表明市场恐慌情绪已经达到了极至水平，标志着市场进入新一轮的加速寻底阶段。
    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是，市场投资人的信心是怎么失去的呢？《上海证券报》的报道指出，主要是出于对三个问题的担心：一是担心宏观调控（大概是说紧缩货币政策吧）；二是担心大小非减持，新增入市资金速度跟不上股票筹码增加的速度；三是担心由于股东利益不一致，大股东仍会存在侵犯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报道称，正是出于这三个担心，投资人在看不到管理层给予明确预期的时候，就会产生杀跌冲动，从而出现“不出利好就是利空”的非理性连续杀跌行为。
    如果问题仅止于“没信心”，那么政府象征性地表个姿态，或者弄出来一两条无关痛痒的“救市”措施，或许也能拯救下跌的股市。头痛医头，既然你恐慌，那么我来哄哄你，安抚一下情绪就可以了。
    但三篇述评又告诉我们，这不是简单的“恐慌”和“没信心”，前面还有个挺关键的定语，“非理性的”。也就是说，这种不自信是无缘由的，大可不必的。
    之所以这样说，首当其冲的理由是，我国股市的基本面——宏观经济依然是趋好的。《中国证券报》的报道引述世界银行4月1日发布的预测报告说，2008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9%以上的增长。其资金的流动性依然充裕，内需的发展空间也依然巨大，虽然次贷危机会给对美商品出口带来一定影响，但国际竞争优势还在，并且依然强劲。加之经过大幅下跌之后，蓝筹股的市场投资价值凸显，基金仓位杀跌动能已经枯竭，还有国际市场冲击趋平、市场供需失衡减弱等因素共同作用，“对国内A股市场盲目悲观，恐慌杀跌已经没有必要。”
    《证券时报》甚至还给股民和投资者们列出了个心理预期，“4月市场有望改善” 。理由是，经过二三月的相对解禁高峰后，市场将迎来四个月左右的限售股解禁的宽松期。还有近期将有29只新基金发行募集、陆续进入建仓期等因素的刺激。
    那么在这种分析之下，是不是说股民和投资者完全是在杞人忧天，股市完全“不应救,不能救,亦不必救”了呢？《上海证券报》不似《财经》杂志那般超脱和理想化，而是颇务实地开出了几道诊治“非理性恐慌”的药方：
    其一：“要消除这些担心，各级管理部门首先得行动起来，面对新问题、新情况、新形势，及时调整政策导向，正视问题并且积极研究问题，而不能采取放任的态度。”
    其二，“投资者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作为一个高素质的投资者，应该具备较强分辨是非的能力，对于市场上的传言能够进行甄别，从而避免决策的盲目性。”
    其三，“挽回市场投资人的信心，还需要一个透明的信息传导机制。以市场所关注的大小非减持为例，现有的信披制度仍有待完善。”“如果这些数据能及时披露，或许市场对于大小非的恐惧就不至于到现在这样的程度。”
    其四，“还要强化资本市场的文化建设，应该定期组织证券公司、上市公司高管，进行基础知识、股市文化的普及。很多人做高管，以为自己是专家，其实很多时候连基础知识都不过关。”
    综合来看，三大证券报立论的一致性，内在逻辑链的相关性，显示了极强烈的趋同色彩。有人据此揣测，背后透露的很可能是监管层或者某一政府要员的态度。甚至于胡舒立的那篇《何必讳言“不救市”？》也被认为是在一种行政力量授意下做出。虚虚实实，好似旷世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在确切的一步棋没有走出时，谁又能参得透、说得清呢？
    4月2日，沪市再次经历震荡，幸有金融股护佑，大盘不至于以惨淡收尾，但小盘股的补跌还是令很多分析师感叹，“还是没信心！”。而与此同时，专家学者们的论战也更加白热化，先前的激昂还只是停留在就股市论股市上，如今竟开始指名道姓地挞伐起来了。
    先是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袁幼鸣先生在当日出版的报纸上抛出质问，《救不救市难道是胡舒立说了算？》接着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也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长文，《财经杂志　悠着点》，摆明了是要和主张“不救市”的“市场论”死磕了。佩服学者们为股民代言，向掌权者请命的智勇及精神，期盼这弥漫“非理性恐慌”气氛的股市早日飘红。
   发展中的中国经济，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，才能稳健地成长。

4月1日工作日志

    上午跟着侯振海学网络发稿，原理有点像写博客，感觉还挺好玩的。但应该也是不轻松的工作，敬仰之。
    下午再次聆听了《证券市场周刊》吴晓波老师讲的股市知识，这次大部分都听懂了，很开心。他还给列了几本书，《股爷请上座，大话中国股市》《股票操作学》和《世界是平的》，有机会一定要找来读一读。
    晚上照例写了收评和新闻综述，无他。
    另，前两天利用培训间歇，参与了“和讯2007财经图书大奖”的相关采访，采写了三个稿，《赵晓：喜欢一本未获奖的图书》《梁小民：本土财经类图书尚缺精品》和《吴振海：涉及人性，本土管理智慧可有更大空间》。今天已一并提交。前几天的日志忘记记录这个了。

大牌专家激辩“救市论”   印花税下调或引起通货膨胀？

    愚人节，大小股民热盼的政策性“救市”利好仍未到来。另一边，经济学家们关于“救还是不救”，以及“印花税降还是不降”的争论继续升级，占有话语权优势的大牌专家们甚至开始甩开记者们这个“二传手”，直接以发文的形式抒发胸臆。

    最强悍的当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霍德明。这位遭网友炮轰的专家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养足了精神，对先前有同事做的“媒体误解了霍教授的看法”解释也并不避讳。4月1日，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上抛出一篇千字文，《再说一次 我坚决反对下调印花税救市》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将意见诉诸传统媒体，而是于攻击他的股民一样利用起了网络。    不同于先前媒体报道中柔和概括的只言片语，这篇千字文系统阐述了霍教授的立论根源。他在文中援引数据说，“2007年3月我国的通胀率为3.3%，到了2007年9月通胀率达到5.3%”，这一年央行先后10次上调存款准备率6次上调利率，但“仍然是无济于事，2008年2月的通胀率更高达8.7%。”
    据分析，过多的流动性资金分别去往三个地方：股市、房市和一般商品市场。在政府对流动性过剩没有提出有效解决办法之前，中国的股价，房价，物价都还有一大股压力急待释放。目前，房价与物价都在上涨，而股价却在下跌。分析其原因，霍德明认为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530调高印花税，大幅度压缩了投机大户操纵股市的空间所致。
    霍德明在文中说，目前股市形成机制正“渐渐恢复正常”，而与此同时，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多大的问题，“下跌持续的时间肯定不会太长，更不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威胁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丝毫变动都会造成股民心里更大的波动，到时一定是股价上冲下探，投机者坐享其成，大赚特赚。以后，政府看到情势失控，再度调整印花税，如此周而复始，可怜的散户永远是别人的鱼肉。”

    似乎是为了与之呼应，《新快报》3月31日做的策划性报道《救市论大PK》当天也被几家网站再次搬出，挂在显眼位置。该报道以观点整理的形式，分别集纳了龚方雄、叶檀、水皮、曹凤岐、刘纪鹏等“救市论”者，和侯宁、许小年、华生、谢国忠等“不救市论”者的相关声音。其中，《龚方雄的：必须下调印花税》和《水皮：不救市所有人都是输家》被重推。

    龚方雄的立论依据是，有关部门一直说要鼓励资本市场发展，但在具体操作上却自相矛盾。据其分析，发展资本市场政策上应该鼓励直接融资减少间接融资，从而分散风险，但事实上我国对印花税的征收却是全球最高的。他认为，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，给我国很多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了百年不遇的机会，在这种状况下，过高的印花税是没有战略眼光的表现。
    对于资产通胀问题，龚方雄认为，“有一定的资产通胀未必不好。”他分析说，现在我国货币增长的结果就是存款大规模增加，但并没有引发通胀预期的不可控。“通胀会对存款带来一定压力，因此在当前国内资本市场非常低迷的情况下，可以适当引导资金进入资本市场，尤其在目前资本市场估值相对合理化的时候。”“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引导资金入市，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政策选择。”

    和讯网在转载《水皮：不救市所有人都是输家》一节时，还别出心裁地加上了一个“帽子”，新标题为《水皮：A股从来就是政策市 不救市所有人都是输家》。其挑战的意味也颇为浓烈。
    这很可能与“中国最可怕的女人”胡舒立的一篇文章有关。3月31日，身为主编的胡舒立在她自己所效力的杂志《财经》上发表观察性文章，《何必讳言“不救市”？股市不应救，不能救，亦不必救》。此文一出同样引起广泛争论。乍看标题火药味极浓，但细读其文，却依然是重弹“市场论”的调调。其大意是说，股市沉浮应当尽可能地遵循市场规律，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在具体运行上不应过多干预。其核心观点与《新快报》报道中的《华生：原则上政府不应该救市》部分并无二致。
    难能可贵地是，胡舒立文中对过去20年中，政府“出于各种压力”做出的“救世主”行为进行了巧妙的批评，称现在祈求政府“救市”，是“以新的错误去补救旧的错误”“只能离真理更远”。
    胡舒立还分析了传言呼吁的三种“救市利好”：“开展信用交易试点”、严控“再融资”和“国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流通”。她在文中说，第一项是市场建设的基本措施，“选择恰当时机推出属可行之策”。而后两项则明显破坏市场契约，损害市场公平，其后果也必将造成今后的难以补救。通篇文章不仅道理讲得难见漏洞，文笔也辛辣老道，令人赞叹。
  
    与胡舒立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不同，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的论点则是基于现实的层面。《水皮：不救市所有人都是输家》一文写到，“2008年是股改的关键年，大小非解禁是对全流通的重大考验，供求关系出现重大逆转。”“在一个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市场，任何所谓的估值都是苍白无力的。”他说，“股价没有最低，只有更低，这就是真正的系统性风险，这种风险在美国是不存在的，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加转轨市场才有。”因此，“特殊的年份，就必须用特殊的政策，更何况中国股市从来就是一个政策市，要不蹈政策市的覆辙，必须首先让全流通平稳过渡，让市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，对未来有一个良好的预期。”“如果说化解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就是救市，那么，这样的救市，首先救的不是投资者，而是管理层。”
  
   那么这样看来，印花税调低与否，主张救市还是不救，最终反应的还是“市场本身”和“宏观调控”两种手段哪种更适用的问题，其间夹杂的是一众专家对同一时局的不同判断和把握。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应该都是一种不能被忽视的思考吧。

31日工作日志 

    今天继续学习，写午评、收评和新闻综述。套路逐渐熟悉，概念仍待明晰。加油！

    下午开了个会，陈峰、明喻老师、任哥、老谢都做了相关指示和指导，记住一个基本理念，“资本视角，商业逻辑”，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揣摩、体会。

    写新闻综述，熬到晚上9点半才离开单位，是写得最酣畅的一篇，这种投入的感觉很好。

   “救市”利好仍未出炉，印花税话题再掀波澜   

    截止3月31日晚，股民们热盼的政策性“救市”利好仍未出炉，而被传为“救市”手段之一的印花税下调方案，因为北大一名教授的一席话，再次引起广泛争论。   

   沪指跌破4000点之后，无论是普通股民，还是学者、经济人士，呼吁管理层及时救市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上周，沪指再跌至3500点以下，各种不安情绪开始透过大盘弥漫股市，中国太保、中煤能源、中海集运等蓝筹股相继跌破发行价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基于政府有可能在周末出台相关政策的预期，上周五市场上开始流传各种利好的传闻版本：印花税降为千分之二、实施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制度、限制再融资、列出股指期货时间表。甚至于当天的沪市股指还因此暴涨了168点。   

   但是截止31日晚，一条利好也没有兑现。《上海证券报》31日发表文章《利好未兑现，大盘仍将继续寻底》。果然，31日的沪深股市果然来了个大低迷，再跌107点，创14年来最大月跌幅。   

    不知是不是出于对“救市”声浪的另一种表达，网媒和平面媒体开始带着各自的读者群，爆炒一个有关印花税的话题。其实，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早已有之，但这一次，各种声音的倾向性更加明显。   

    3月30日，《华龙网》和《重庆商报》刊发文章《北大教授反对降印花税，网民一天发帖1万还击》，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。该文称，霍德明近日在接受一家财经媒体的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我坚决反对用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。印花税本身对股市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，基本宏观政策定下来以来，股市收缩是必然结果。既然政策这样定了，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来救市，政府应该是很难兼顾的。”此言一出，立即遭到网友的激烈反对。《华龙网》和《重庆商报》的报道称，霍德明的上述言论在某网站激起轩然大波，相关文章点击率超过15万次，网友评论近万条。其中大部分网友都强烈反对霍德明的观点，甚至有网友公布其单位电话，后由于部分网友言辞过激，几千条评论三度被删除。

   31日，北京媒体开始追踪该消息，《北京晨报》以《媒体"误解了霍德明"? 北大教授印花税言论遭炮轰》为题刊发报道，对此事进行了核证性采访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答复北京晨报记者时“情绪很激动”，表示“这是有媒体误解了霍教授的看法”，但遗憾的是“周末是霍教授的休息时间”，北京晨报的未能得到他本人对此的任何回应。  

   巧合的是，31日《人民日报》也花大篇幅，以热点聚焦的形势做了一个有关印花税的专题。这家被誉为“喉舌”的权威党报，不光从历史和现实利弊等多重角度论述了《印花税调整何去何从》，而且还着重介绍了外部经验《香港股市如何征税》，甚至还搬出了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来建言献策，老先生和其他几个未具名的专家抛出了《盼股市税收更合理》的宏论，颇委婉地表达了“交易成本较高一直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”观点，然后还说出一大串数字进行印证，“2007年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数额巨大，达到2005亿元，已经超过上市公司分红总额，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.91%，比2006年增长近10倍。”其背后用意不言自明。  

   上海的媒体也懂得使用旁敲侧击的春秋笔法。31日，《东方早报》刊发文章《温家宝：经济问题解决后股市会好起来》，记者们迂回老挝，拿一个国内问题采访出访的温总理，也真够煞费苦心的了。温总理的答复依然全面而富有逻辑性。他说，“政府是要努力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，因为一个健康的、可持续的资本市场，对经济发展最终是有利的，政府的责任就是：第一，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，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，集中力量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；第二，就是要通过法制，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，这样既能够保护投资者的利益，也保护股民的利益。”  

    但具体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保护股民利益，温总理未能给出明确的讯息。“救市”还是“不救”，这依然是个问题。